《劳动保护》杂志原编辑于松，今年已87岁

《劳动保护》杂志原编辑孙文聪，今年已81岁

　　1966年8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冲垮了当时全国劳动保护工作逐渐好转的局面。“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人们思想上的极大混乱。保护劳动者的安全和健康，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的活命哲学”。用生产实践和流血牺牲换来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被说成“修正主义的管、卡、压”。劳动保护工作干部遭到揪斗、殴打，被下放劳动，劳动保护机构从上到下被撤销。在这样的形势下，《劳动保护》杂志的前身——《劳动保护通讯》被迫停刊。

　　《劳动保护》杂志原编辑于松亲历了复刊的整个过程。她回忆道：“1972年初，鉴于‘文化大革命’形成的全国性工矿企业的事故高峰，迫切需要进行劳动保护方面的宣传工作。那时，吕英才、孙文聪、张家骏、付绍本、何玉秋还有我，一共6个人，从劳动部‘五七干校’调至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安全教育科，吕英才是科长。后来，我们到北京市的机械工业局等主管劳动保护工作的处室去调研，同时也到首都钢铁厂等大企业的安全科去调研。大家都反映劳动保护、安全生产方面的政策和防护措施的宣传是个薄弱环节，他们都很希望有个劳动保护方面的刊物，建议恢复出版《劳动保护通讯》杂志。我们就开始讨论，要为劳动保护工作的政策宣传与经验、技术交流，干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样就提出来办刊物的问题，当初大家为杂志取名《劳动保护》，意思是要比过去的《劳动保护通讯》在内容上更加丰富一些。吕英才点了头，大家都很高兴，也有决心与勇气干好这件事。”

　　复刊的过程是艰难的。由于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文字宣传工作有风险，被“抓辫子”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于松说：“复刊的报批手续非常繁杂。北京市劳动局做不了主，要报中共北京市委。我就和张家骏拿着申请函，到北京市委去报批。经过奔走呼吁，层层报批，终于在1972年10月30日出版了复刊后的第一期杂志，刊名改为《劳动保护》。当时杂志的定位是以宣传安全技术为主的劳动保护综合性刊物。”

　　于松介绍，批准复刊后，他们6个人从组稿、采访、编辑、审稿、校对，到下印刷厂联络印刷，以及后续的征订、包书、送邮局等一系列工作，全部包到底。当时吕英才主要负责审稿、定稿工作，他特别注意“穿鞋戴帽”，也就是注重在审定会议报道、安全生产经验介绍、先进人物介绍等类稿件时，开头与收尾部分都要有毛泽东思想“挂帅”。吕英才把住了这个关口，“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政治上没有出过错，这样在很大程度上为《劳动保护》杂志“保住了命”。

　　于松很怀念和感慨当时大家的工作精神。她说：“那时，我们除了要做好本职编辑工作之外，每个月到了《劳动保护》杂志从印刷厂拉回国家劳动总局的日子，大家经常是早晨6点半就赶到总局机关，一边啃着窝头、馒头，一边写标签、做订单、装信封、捆杂志、打包搬运;到了8点钟，再准时回到各自的办公室去做本职业务工作;傍晚6点下班之后，大家继续加班做发行工作……”新的《劳动保护》杂志与读者见面后，大家反响很好，订阅量增加得很快。

　　于松感叹，当年《劳动保护》杂志的6名参与复刊者，现在年龄多在八九十岁，其中吕英才、张家骏、付绍本已经逝世。今年86岁高龄的于松很高兴《劳动保护》杂志迎来了自己的60岁生日。她说：“劳动保护是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劳动保护》杂志的宗旨就是‘尊重、热爱、保护生命’。这是一项崇高而伟大的事业，希望《劳动保护》杂志在新的起点上，在保护生命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编辑 宁 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