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各地以“三合一”为一体(人员住宿与生产、仓储、经营等在同一建筑内混合设置的场所)的重特大火灾不断发生。据不完全统计,仅2011年以来就已发生多起。
2011年1月17日晚,发生在武汉市最大也是最老的商业中心汉正街的宏康实业公司服装厂的火灾,导致9人死亡。4月11日晚,浙江苍南县龙港镇纺织二街的一座“三合一”楼房发生火灾,造成7人遇难、3人受伤。4月25日凌晨1时10分许,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南小街三村一栋四层楼房的“三合一” 的渝云服装加工厂,因现场存放的电动三轮车电气故障引发火灾,致使18人死亡、24人受伤(其中重伤13人);5月6日晨,一场大火再次发生在距“4·25”火灾地点约5000m的大兴云龙市场内,一商户不顾停业待迁命令,违规使用明火做饭引发火灾,致使近20家商铺被烧,所幸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以 “4·25”重大火灾为代表的“三合一”火灾屡屡发生,这究竟揭示了什么?
4月26日人民网报道,北京大兴“4·25”火灾发生的当日,一匿名网友在留言板上给北京市委书记刘淇留言,称“今天旧宫镇南小街发生火灾,这是迟早的事,这里到处都是违章建设,到处都是服装厂,这些小作坊哪里有营业执照,更没有安全意识和防火意识了,领导赶快清理民房里的服装厂小作坊……望有关部门关注。”
这种“三合一”场所主要有4种类型:设有员工集体宿舍的工业场所,将员工宿舍设置在车间或者仓库内;作坊式加工场所,利用住宅或出租房屋从事生产加工,住宿与生产在同一场所;从业人员住宿的经营性场所,主要分布在临街商业用房或住宅内,从事餐饮、游艺、经营等,从业人员大多留宿。区域性“三合一” “多合一”场所大多集中在城乡结合部、“城中村”、棚户区和村镇,连片生产、经营和住宿。
据公安部统计,2002年至2006年,全国“三合一”场所共发生火灾2.2万起,造成441人死亡、761人受伤,直接财产损失3.8亿元。2006年9月到10月的一个多月时间,浙江省湖州市织里镇连发2起大火,烧死24人。公安部消防局副局长李世雄亲自蹲点指导当地整改“三合一”场所火灾隐患,但这一老大难问题并未在全国有效解决,在各地的城乡结合部、“城中村”等薄弱环节仍在延续与发展。2010年9月13日,公安部在京举行新闻通气会,公安部消防局副局长王沁林指出,2010年的前8个月,一次死亡3人以上的火灾45起,与2009年同期相比上升25%。公安部消防局决定,从即日起至2010年底,在全国开展为期4个月的火灾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要求有关部门、乡镇、社区和村居民委员会对所属单位、行业、区域以及城乡结合部、“城中村”、“三合一”等场所广泛开展火灾隐患排查,消除盲区。
4月27日,《京华时报》发表评论员陈家兴的《城市外来工廉价生存揪人心》一文指出,在 “4·25”大火中,所有伤亡人员均为外来工。媒体深入调查发现,他们是一个独特群体,在许多大城市里都存在着,却不同于城市里的一般农民工。一般农民工中的大部分,已经获得了在各自城市的“合法化生存”,城市已经接纳了他们,他们在正规的工厂、企业中就业,生活、工作、居住条件有一定的保障,子女上学、有关保险待遇等已经或正在得到满足。 而像旧宫镇这样的外来工属于农民工的边缘群体,他们所就业的企业在非法生产经营,他们所居住的建筑是违法建筑,生活环境差、工作条件差,住所无安全设计和管理,人员密集,吃住干活挤在一起,他们不会签劳动合同、权益得不到法律保障。因而在理论上,城市并没有真正接纳他们,这些违法经营、非法建设,都是被打击的对象。
尤其应当关注的是,这一部分农民工由于所在企业从不进行安全教育培训,所以没有基本的安全意识与技能。《京华时报》于5月8日就北京大兴5月6日又发火灾一事发表评论指出:一个人如果没有基本的安全意识,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也是以邻为壑,坑害同行。这些人的心态是监管部门不查,我就不改;查了,就假装整改,得过且过;有时甚至同监管者玩起猫捉老鼠的游戏。
还有许多媒体发表评论指出,当这些没有基本安全意识的外来工赖以生存的“非法空间”被依法取缔之后,他们可能又将迁往其他城市未被 “依法”照耀到的“三合一”角落继续打工生存,他们要再去寻找收入来源,然而不知是否会有另一场更大的火灾降临。各地政府、有关部门应高度关注这部分农民工的安全意识与生存安危。
4月26日《北京晚报》发表孙毅的《烧不断的廉租产业链》一文指出,记者走访了北京“4·25”重大火灾发生地的南小街,这里的每家每户都想利益最大化,所以紧贴着院墙盖楼,没有规划,消防形同虚设,密集的服装加工业已经形成产业链。村民建房、招租;私人老板招工、接单、制衣、发货;周边的餐饮、制衣设备、洗浴、学校、医院等环节也“齐头并进”。 小广告主要集中在3大方向:施工、招租、招工。这条低端产业链与利益环环相扣。据了解,南小街附近的小楼占地面积一般在400m2左右,一层的年租金达到五六万元。4层小楼一年便可以给村民带来超过20万元的收入。这些盖了楼房的村民,不少都因出租致富,进而搬出了南小街。按村民徐大妈的说法,留下的,都是少数没钱盖房的,“我要有钱,我也盖点啊。”当记者问及自建房屋前是否通过有关部门规划和审批时,多位房主表示,想盖房直接找个施工队,买料干活,“谁管什么规划审批啊。”“哪个房子不是在村委会眼皮底下盖的?”
还有许多媒体在调查之后发表言论指出,北京大兴“4·25”火灾不是一种孤立现象,从都市到小城镇,从沿海地区到内地,这样的“三合一”非法生产经营、违法建筑到处存在,因为所在地城镇与乡村的居民村民,利用居住区域优势,通过非法建筑招商出租获利,他们出于利益考虑都会保护这样的生产经营方式,这是“低端廉租产业链”的滋生土壤。因此,如何妥善解决好失去了土地而又无一技之长的村民劳动就业问题,是根治这一滋生土壤的前提。大兴区旧宫镇副镇长张庆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惨痛的教训一定要牢记。村民应该改变以房租为收入的经济来源。旧宫镇准备入户了解村民的就业意向,免费培训,积极帮助村民就业。
4月26日公安部消防局下发紧急通报指出,“4·25”北京大兴火灾暴露出3个主要问题:一是该建筑系村民自建,未经有关部门审批,未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外来人员居住审批手续。二是建筑内有服装加工、员工宿舍和出租房,属“三合一”场所。住宿未与生产区域实行防火分隔,室内只有1条楼梯通道,未配置消防设施器材。三是服装加工作坊开业之初,辖区公安派出所2次检查,发现存在无照经营、消防通道狭窄、缺乏消防设施器材情况,填写了消防监督检查记录,要求停业整改,业主未予执行继续使用,导致火灾事故发生。
4月26日《新京报》的社论《大兴火灾:不能老让灾难验证监管失职》指出,南街三村村委会公示的村落示意图显示,村内小型加工厂布局十分密集,数量在200家以上。对于这种情况,当地政府恐怕不会不知道其中存在的安全隐患。为什么当地政府能对此长期容忍呢?有关官员该当何责?在这场火灾惨剧面前,任何监管难、执行难都不能成为理由,都不能为漠视民众的生命安全推托。城乡结合部之所以成为安全隐患集中地带,与基层政府的监管职能缺位直接相关。城乡结合部当然需要改造,但也需要监管,而且改造代替不了政府的监管。
4月26日《检察日报》的评论指出,这场悲剧原本或可避免。令人痛心的是,种种发生在有关部门眼皮子底下的违法行为,一个也没有被制止。我们现在唯一希望的,是有关部门不要把排查搞成“运动式执法”,永远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北京市政府已作出决定,由安监、公安、消防、监察等部门组成专项调查组展开调查,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我们希望,追究的对象不要仅限于房主、作坊主等直接肇祸人,对那些面对违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部门和人员,也一个都不要放过。惟其如此,才能警示生者,告慰死者。
2011年5月5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牵头组织,公安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国家工商总局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国家煤矿安监局等7部门联合召开全国深入开展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专项行动视频会议。国务院安委会副主任、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局长骆琳主持会议并在讲话中指出,针对最近一个时期一些地区、一些行业领域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反弹回潮、重大较大事故和严重涉险及瞒报事故不断发生的问题,中央领导同志相继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和批示,指出非法生产、违章作业,以及责任不落实、监管不力等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仍然是当前安全生产领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强调必须认真吸取事故教训,把“打非”专项行动进一步推向深入;要做好安全生产执法治理工作,继续坚决打击煤矿等重点行业企业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厉惩处瞒报、谎报、迟报事故等行为,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属地管理责任,进一步加大预防力度,加大安全监管工作力度,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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