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海良需要24小时吸氧，还要输至少8小时的液

郭海良妻子在为他换输液瓶

韩世春律师在和郭海良沟通撤销一次性赔偿的案件

　　2011年3月23日，韩世春律师和同事一起，驱车400多公里，前往河北省承德围场县郭家湾乡榆树林村探访尘肺病患者郭海良。郭海良告诉韩世春，他现在最大的愿望是希望能够再多活两年，好看着自己的儿子大学毕业、结婚成个家。但这个朴素的愿望，现在已变得十分渺茫，医生说他的时间最多也就是两个月。生命对于郭海良来说，就像是沙漏里的细沙，正在快速地流失。

　　郭海良是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义联研究中心”)提供法律援助的一个尘肺病患者，也是义联研究中心今年2月份开展的全国尘肺病调查的一个典型案例。实际上，在他的身后，还有着一个庞大的尘肺病患者群体。

　　本来想致富却因病返贫

　　2006年，郭海良的儿子考上了高中，眼见着儿子的开销越来越大，捉襟见肘的郭海良就寻思着出去打工。后来，一个老乡告诉他，在煤矿上干活挣钱比较多，郭海良喜出望外。2006年10月，郭海良跟着老乡一起，来到了北京房山区史家营乡，最后在史家营乡荣耀矿找到了活儿。

　　为了每月比别人多挣一点儿钱，郭海良主动挑起了其他人都不愿干的掘进活儿。郭海良告诉记者说，掘进工挣钱多，一般每月能拿到5000元，最多的时候一个月还能拿到7000多，就是与挖煤相比，掘进工的活儿要脏得多、累得多，机器一开，“整个井下什么都看不见了”。

　　在荣耀矿，郭海良一干就是3年多，从2006年10月份到2010年5月份，每天清晨6点下井，一直忙到晚上6点收工。3年多来，为了多挣点钱，郭海良有两个春节都是在荣耀矿度过的。

　　2008年下半年，郭海良开始感到胸痛、胸闷，但他当时并没有多心，只是以为自己上了年纪。2008年9月份，郭海良曾经去北京市朝阳医院检查过一次，医院当时诊断为“疑似尘肺病”，让郭海良回单位开具劳动从业史证明，以便确诊，此时的郭海良并不知道“疑似尘肺病”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尘肺病有多么厉害，再加上最后没能开到证明，因此没有确诊，病魔却悄然附身。郭海良告诉记者，从朝阳医院回去后，自己干的还是那个掘进工作，不同的是身体大不如以前，只能是边吃药边干活儿。

　　2010年5月31日，房山区史家营乡最后一批小煤矿被全部关闭，大量失业的煤矿工人在去医院检查时，才发现自己已经患上了尘肺病。

　　韩世春告诉记者，2010年7月份，一些矿工先后找到义联研究中心咨询、寻求法律援助，义联研究中心主任黄乐平、律师韩世春等人感觉这不是小事，遂向北京市相关部门作了反映。

　　为了解决尘肺矿工的问题，北京市当时责成房山区史家营乡成立了尘肺协调办公室，组织这些患病工人统一在门头沟区石龙医院进行复查。韩世春介绍说，当时一起被关停的史家营乡小煤窑一共有12个，涉及上千名矿工，矿上在准备遣散全部工人时，众多工人查出自己患上了尘肺病。此次复查中，郭海良被诊断为尘肺Ⅲ期，伴中度肺功能损伤，随后被鉴定为二级伤残。

　　为了治病，郭海良四处求医，但几个月下来，病情不但没见好转，反而感觉还加重了。2010年11月23日，急需治疗费的郭海良接受了一次性的解决方案，与房山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签订了《北京市外地农民工一次性领取工伤保险待遇协议书》，共获得工伤赔付17万3284元人民币。

　　17万3284元中，包括一次性长期待遇12万元，一次性伤残补助金5万3284元。一次性长期待遇12万元是根据2004年7月28日原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印发的《关于印发<北京市外地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暂行办法>和<北京市外地农民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的通知》京劳社办发[2004]101号文件中的硬性规定得来的，“满30周岁不满50周岁伤残等级一级的为15万元;二级为12万元;三级为11万元;四级为9万元”。郭海良当时为46周岁，伤残二级，所以支付给他的一次性长期待遇为12万元。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一级至四级伤残的，保留劳动关系，退出工作岗位，享受以下待遇：(一)从工伤保险基金按伤残等级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标准为：一级伤残为24个月的本人工资，二级伤残为22个月的本人工资，三级伤残为20个月的本人工资，四级伤残为18个月的本人工资。郭海良受伤前12个月平均月缴费工资为2422元，二级伤残，因此支付给他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为22个月的基本工资5万3284元。

　　拿到工伤待遇后，郭海良即开始了着急的治病之路。儿子郭振华帮他从网上查到了专治尘肺病的北戴河疗养院热线电话，告诉他经过洗肺能缓解病痛症状。满怀希望的郭海良就立即拨打了疗养院热线电话，希望能够前往那里洗肺，但医生一听到他声音就告诉他：“你不要来了，你的肺里都起泡了，不能洗了”。郭海良告诉记者，他曾不止一次地给北戴河疗养院打过电话，但医生每次都肯定地告诉他，说是“有生命危险”，担心他下不了手术台。

　　为了方便治病，郭海良干脆住进了离家最近的围场县朝阳湾医院，但两个多月下来，除了花费一万多元外，病情也没有得到遏制。此后，郭海良又把希望寄托在偏方上，四处求医问药。为了治病，郭海良还让两个外甥架着自己，先后去了山西、吉林，找老中医看病。但这些努力，都是徒劳的，除了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了起来，郭海良一无所获。

　　今年正月三十、二月初一、二月十五、二月二十，郭海良先后憋过去4次，郭海良告诉记者说，每次出不过来气的时候，“躺，躺不下，坐，坐不下，只能是跪着或站着”“出不过气来的时候，真是恨不得拿刀把它割开了。”

　　在没有患上尘肺病前，郭海良从未听说过这种病。而现在的他，才了解到这种病有多么地可怕。一旦得上，就不可能好转。而随着病情的不断恶化，领取的伤残补助金也像流水一样花了出去。郭海良告诉记者，拿到赔偿款后，首先清偿了邻居及亲戚家的欠款，“光还外债就还了10多万”。郭海良介绍说，自从2008年9月份去北京市朝阳医院检查后，各种药就从来没有断过，借了别人很多钱，再加上供着孩子上学，也借了不少钱，还清欠款后，剩下的已不到7万元。

　　郭海良介绍说，后来又先后在乡医院住院一个半月，每天要200多元;在镇医院住了2个多月，每天都是300~400元;在县医院，每天需要600多元……还有去山西、吉林找老中医看病花的路费和药钱，剩下的早都花完了，“现在还借了姐姐家7万多元”。“我已经算不了那个细账了，从2008年到现在，你可以问专家，多少钱才能把我活到现在?”郭海良介绍说，最近的一次，是今年4月17日去北京市朝阳医院治疗、化验，住了11天院，就花去了1.4万元，“这都是可以调查的”。“这次到朝阳医院治疗，专家已经不让用抗生素了，专家说‘真菌已经上来了，用抗生素都不管事儿了，再用抗生素的话，一天都要好几千元的治疗费’，“你说到啥程度了?”

　　一次性赔付却惹来争议

　　3月20日，郭海良给北京义联研究中心韩世春律师打去电话，希望韩世春能帮忙救救他，“一次性赔付不合理，钱很快就用完了”。郭海良希望韩世春能够再次援助他，申请撤销一次性赔付协议，改为按月支付工伤待遇。

　　3月23日，北京义联研究中心主任黄乐平、律师韩世春等人驱车400多公里，到河北承德围场县郭家湾乡榆树林村探访尘肺病患者郭海良，接受了郭海良申请法律援助的委托。在炕上，郭海良起身签了申请撤销一次性赔付协议的委托书。

　　郭海良是房山区关停小煤窑政策出台后，最后一个离开他所在的煤矿的。实际上，郭海良仅仅是这些尘肺病患者当中的一个，在他的身后，还有着一个庞大的尘肺病患者群体。郭海良的同乡王成、王信兄弟，患病前在史家营乡新兴枣园煤矿挖煤，现在，他们俩一个是尘肺病Ⅲ期，一个是Ⅱ期。王信告诉记者，到石龙医院进行尘肺病复查时，他排到的复查号是300多号，“我们检查过后，仅我知道的就又送去了两趟患者，每次100多名患者”。王信估计该地区尘肺病患者“最少得有400多”。

　　而据记者电话采访尘肺协调办公室魏女士后得到的信息，当时一起被关停的史家营乡小煤窑一共有18个，“登记检查的矿工有1000多”。第一批已经确诊，“领取了补偿的有332个”，“最低的都在10万元以上”，第二批现在正在排队检查中……

　　在郭海良(甲方)与北京荣耀煤矿(乙方)、北京市房山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丙方)签订的三方《北京市外地农民工一次性领取工伤保险待遇协议书》中，记者看到，“甲方自愿选择一次性领取工伤保险待遇，放弃按月领取工伤保险待遇。”“本协议签订后，丙方收回甲方的《工伤证》，丙方支付甲方一次性工伤保险的待遇后，不再支付其他工伤保险待遇，甲方与乙方和丙方终止工伤保险关系。”郭海良的同乡王成、王信兄弟，最后与史家营资产经营中心签订的也是一次性赔付协议。王信一次性领取了13万元，王成一次性领取了11万8440元。

　　郭海良回忆说，当时负责跟他签协议的，是劳动局财务科的一个妇女，四十多岁，“说一次性补偿就是一次性给你多少钱，一次性解决。按月领的那个，得找一个单位顶着，往劳动局打钱，劳动局再把钱给我们打过来，它要是不打钱，劳动局也没有我们的钱。”“假如说这个单位要是倒闭了，以后这个钱就没了，就拜拜了。”郭海良告诉记者，“等于说这个矿关闭了，这个钱就没有了”。王信也回忆了当时的签署情景，是一个个子不高、岁数不大的人，“当时我们签那个表的时候，都是他拿着纸让我们签的”。“我们当时签协议的时候，没让我们瞅那个底儿，再一个，我们说是想按月领取那个钱，他们说那个矿到时就不存在了，就没人给劳动局做报表，没人给打这个钱了，我们这儿一寻思，就选了一次性的。再一个，他们当时说，乡里还有一部分(编者注：意指乡里还会再给一部分赔偿金)，赶到我们签字后到乡里一看，乡里什么也没有了。”

　　现在，郭海良、王信都很后悔当时不该选择一次性赔付。

　　韩世春告诉本刊记者，目前，已经与史家营乡资产经营中心签订《北京市外地农民工一次性领取工伤保险待遇协议书》的300多人中，只有10多个是按月领取工伤待遇的，其他的都是领取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领取了一次性伤残补助的这些尘肺病患者中，现在在义联研究中心登计、寻求法律援助的有110个(还有10个没登记，其中一个是按月领取的)，“他们(编者注：指已经在义联研究中心登计的尘肺病患者)的意思是赔付的钱少，想变成长期给”，“特别是Ⅱ期、Ⅲ期的”。韩世春介绍说，登记的这些尘肺病患者中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尘肺病Ⅰ期的、六级伤残以下的，按照《关于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精神，这些人是不具备长期领取资格的，长期领取只有达到四级伤残才可以，登记的这些人中，目前有70个具备长期领取的资格。

　　良好初衷却陷入尴尬境地

　　一次性赔付的政策是怎样规定的，记者找到了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4年6月1日出台的劳社部发[2004]18号文件《关于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

　　该通知第四款规定：对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即户籍不在参加工伤保险统筹地区(生产经营地)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农民工，1至4级伤残长期待遇的支付，可试行一次性支付和长期支付两种方式，供农民工选择。在农民工选择一次性或长期支付方式时，支付其工伤保险待遇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向其说明情况。一次性享受工伤保险长期待遇的，需由农民工本人提出，与用人单位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与统筹地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签订协议，终止工伤保险关系。

　　这项规定明确提出了“一次性享受工伤保险长期待遇的，需由农民工本人提出”，“在农民工选择一次性或长期支付方式时，支付其工伤保险待遇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向其说明情况。”当时，经办机构与患尘肺病的农民工签订《北京市外地农民工一次性领取工伤保险待遇协议书》时，有没有像郭海良、王信所说的那样，存在误导、没有说明等情况?

　　记者电话采访了房山区史家营乡尘肺协调办公室魏女士，面对记者的询问，魏女士反问，“这白纸黑字的，自己看的，他愿意一次性领取”。

　　“政府专门成立部门，拿那么多钱给他们解决问题，完了，你拿那么多钱回去几天呀，就用完了，然后还要找政府?你说白纸黑字，他都是自己愿意的，也都跟他们说清楚这个利弊了。因为他外地的，他来拿这个钱不方便，他自己也愿意一次性领取的，不能说人强迫的呀?”魏女士说。

　　“他们说当时没有说清楚”?面对记者的提问，魏女士连说“不可能的”，“那大部分人怎么没找，就那个别的。你说这么折腾，政府有多少钱给他们呀?该解决的都解决了。有时候晚上加班给他们发钱，因为赶到年根儿，都要回家过年，都急得不行，我们都加班给他们发钱，弄完了，你看才几个月，拿十七八万，能花完吗?”“现在第二批正在体检，政府拿出多少钱来解决他们的问题，现在多少人还排着队在体检，还没弄完呢，他们第一批都拿到钱了，还……”

　　“他们当时说的乡里还有一部分(编者注：意指乡里还会再给一部分赔偿金)，到最后却没有了?”面对记者的提问，魏女士介绍说，这个钱是基金出一部分，乡里出一部分，然后矿里拿一部分。“去年300多人，有些是四川、河北的，都是家挺远的，他愿意一次性领取，都不用往这儿跑了，关键是矿不就注销了吗?他要领取这个，还要通过矿里盖章，也比较麻烦，这些政策都给他们说清楚了，他自己愿意的。以后矿都注销了，将来不存在了，他按月领取也确实有问题，这个利弊关系都给他们说清楚了。”

　　“劳动者对自己能够享受的待遇没有根本的认知，有基本的认识才能说是自愿的”。韩世春指出，一次性赔付金额远远低于长期支付即按月领取的总数，并且治疗费最起码可以报销。而选择一次性赔付，相关方面省事了，但职业病患者却受到了损失，而现在“一次性待遇”有被滥用的倾向，韩世春不无忧虑地告诉记者，虽然，要“撤销这个一次性赔付协议估计够呛”，但他表示，还是愿尽最大的努力去争取。

　　就此案例中“一次性赔付”引发的争议，本刊记者采访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专家，专家指出，当时出台这个政策，是为了保障职工的权益。2004年国家出台这个政策，是针对那个阶段的特点，那时多数企业未给农民工办理工伤保险，一旦出工伤，如何保证农民工拿到待遇是关键。因此，多数农民工选择一次性支付。专家指出，从今后来看，从工伤保险的保障性质来看，更倾向于长期支付，长期待遇还是要长期领取，这是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