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期两天的“西南灾荒与社会变迁暨第七届中国灾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8月22日在云南大学结束。

　　来自日本、新加坡及中国的50余位国内外专家学者，共同围绕“西南灾荒与社会变迁”主题展开对话。此次会议，由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减灾专业委员会、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以及云南历史学会共同举办。

　　东川泥石流频发有历史原因

　　对于近来国内频繁暴发的泥石流，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人类学博物馆王志芬的研究——“清代云南小江流域的生态环境变迁与泥石流的历史成因分析”吸引了记者的注意。

　　“云南东川，是中国乃至世界近代史上泥石流最频发的地区。”王志芬表示，为什么小江流域的泥石流会那么严重呢？是不是一直以来就那么严重？如果不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小江流域泥石流灾害的频繁发生呢？

　　以往对东川小江流域泥石流灾害的研究主要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出发，从地质、地貌、土壤、气候、植被等入手进行分析。王志芬表示，自己是从人文科学的角度，对清代以来小江流域的生态环境变迁与泥石流发生的原因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王志芬认为，清代小江流域的生态变迁，主要是由于铜业的开发所引起的。主要又表现在铜业的过度开发所带来的环境变迁；人口压力和土地压力带来的环境变迁；矿业、商业的发达促进了东川的畸形发展，影响着小江流域生态的变化等方面。

　　铜矿过度挖掘 森林变荒滩

　　“铜矿的开采直接的影响是砍伐森林和破坏植被。”王志芬分析，由于炼铜需要大量木炭，矿洞内架设梁柱需要大量木材，矿丁吃饭需要大量烧柴，造成矿场周围木炭、木材、烧柴供应的紧张，树木被砍伐殆尽。

　　《东川府志》描述东川的地形时还说：“东川险阻，四塞之区也。加以幽箐深林，蓊荟蔽塞……”说明直到清雍正年间，东川一带的森林植被还保持良好。

　　雍正十二年（1734年），清代东川旧局设炉数有28座；乾隆十八年（1753年），东川新局设炉数量达50座。铜业兴盛后砍伐森林、烧炭炼铜成为当地最广泛的社会经济活动。据记载，每炼铜100斤，需木炭1000斤。至清乾隆年间，即200到100年前，炼铜处于最盛期，年产铜达160万斤，则需木炭1600万斤，据此推算，每年需砍伐森林约10平方公里。那毁灭性的砍伐就发生在清代滇铜京运的高潮时期。为了支撑每年巨大的铜产量，人们不得不大量砍树烧炭，冶炼铜锭。

　　“到1949年解放前夕，东川的森林已所剩无几，水土流失愈演愈烈，干旱风蚀不断加剧，泥石流也就接踵而来了。两百多年的掠夺性开采掏空了山体，堆积了矿渣，又没有得到治理，泥石流的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王志芬说。

　　除了直接原因外，王志芬还认为矿区冶炼尾气会间接地激发泥石流。冶炼尾气中含有硫化物、氮化物等有毒气体，由于受地形条件的限制，尾气不容易扩散，长时间在山谷中滞留、弥散。高浓度有毒气体长期汇集山谷，烟气液化后降落到地表引起山体上植被死亡，失去对坡面的保护，侵蚀风化速度加快，水土流失严重，为泥石流发生提供了固体物质。

　　时至今日 灾害暴发成惯性

　　“泥石流的发生，反过来又促使小江流域的生态环境的变化，地质灾害的不断累积加剧了泥石流灾害的发生频次和危害程度。”昨日王志芬介绍，据地质学家考察，一百多年前，小江河谷原在今天河床以下70到100米的深处。由于小江年年暴发泥石流，年年大量淤积泥石，年年抬高小江河床，百年之后，才把一条荒砂满谷、一片蛮凉的小江“抬举”到我们面前。直到今天，小江泥石流灾害的暴发次数和规模还有增强趋势，小江河床还在以每年20到60厘米的速度淤高，近20年就淤高了5到10米。

　　与此同时，历年发生泥石流的地方也是最容易再次发生泥石流的地方。例如，蒋家沟泥石流，已经形成一种暴发惯性，只要一下雨就会发生，每年都要暴发数场乃至数十场泥石流。“从1965-2003年间，共暴发泥石流440次，平均每年约暴发11次，最少一年仅2次，发生于1993年；最多一年达28次，发生于1965年。”

　　王志芬的观点是，小江流域频繁的泥石流灾害有地质、气候、土壤等自然方面的原因和地震等自然灾害方面的原因，更有过度的矿业开发以及它所引发的畸形人口膨胀、土地利用、城镇发展等人文方面的原因，归根到底是脆弱自然生态环境之下过度的矿业开发所引发的自然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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