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西投资煤矿的浙商资本肯定不止有关方面估计的500亿元，大约在500-1000亿元，绝大多数都是抱团出来投资的。这些浙商可能有7成以上会倾家荡产，春节肯定有很多人都过不好了。” 9月10日，来自浙江温州的梨树园煤矿老板练祖前在山西接受《浙商》记者时黯然神伤。

2009年4月，山西省政府出台“10号文”，一轮史上最大力度的煤矿兼并重组改革正式推进。山西省政府提出，到2010年，全省仅保留1000座煤矿，兼并重组整合后的煤炭企业，规模原则上不低于年产300万吨，单井生产规模原则上不低于90万吨。

在本次兼并重组整合之前，山西共有煤矿2840座，这也意味着将压减2/3以上。“如果单井规模不低于90万吨，浙商投资的煤矿基本要被整合或关掉。”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资源与环境业务部首席律师吴族春告诉《浙商》记者，浙商在山西投资的煤矿可能有四五百家之多，其单井规模多在40万吨以下。

2009年6月，吴族春所在的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根据浙江省国土资源厅与浙江省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安排，承担“浙商矿业发展研究”项目。7月上旬，调研组赶赴山西调查。调查发现，山西省119个县市区中，有90多个县市区产煤，产煤的地方均有浙商投资的煤矿。据不完全统计，浙商在山西投资煤矿企业约450多家、煤矿500多座，投资总额在500亿元以上，占投资山西煤矿的民间投资的近六分之一。

500座浙商投资煤矿基本要被整合

这次山西省煤炭资源整合被业内人士看作是试点，一旦成功会向全国推广；而浙商练祖前投资的梨树园煤矿所在地霍州所属的临汾市，是这次煤矿兼并重组的发源地。

或将遭遇破产命运的浙商，不仅有练祖前。在山西忻州的宁武县，来自温州平阳的山西明业煤业有限公司老板徐总也在苦苦等待。他向《浙商》记者透露，平阳老乡在宁武投资的20多家煤矿，再也无法生产了，是被兼并重组还是被关停，至今还是未知数。

在山西晋中的介休市，一帮来自温州的煤老板通常住在隆洲大酒店。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煤老板告诉《浙商》记者，他是前年进入山西投资煤矿的，当时看到所投资的煤矿储量大前景好，没想到今年初就遭遇整合，投资的几千万元眼看就要打水漂了。

一位来自温州苍南的煤老板向《浙商》记者透露，他的一个朋友去年来山西大同，从老乡那里转让了一个煤矿，而投资的钱都是父老乡亲们一起筹集的。他所投资的煤矿生产不到3个月就已经被关停，因为无法向父老乡亲交代，这个朋友想不通就自杀了。

山西省浙江企业联合会副会长俞瑞挠在山西投资了2个煤矿，其中一个45万吨/年规模的煤矿已经想办法保留下来了，而另一个煤矿可能要被关掉。

山西省浙江企业联合会副会长俞建平在山西从事电气生意已经十多年了，2005年开始在晋中投资煤矿。如今，俞建平投资的5个煤矿被关闭，只剩下1个煤矿被兼并整合。她告诉《浙商》记者，在昔阳投资的9万吨/年规模的煤矿一个月前已经签订了协议，与另一位老乡的30万吨/年规模的煤矿整合在一起。由于进入时间比较早，俞建平投资3亿多元的煤矿，损失1亿元左右。当然，如果继续干，俞的这个煤矿就能“获得几个亿的效益”。

在这场煤炭资源整合中，受伤的民营资本不仅是浙商。霍州义桂煤业的老板是霍州当地人，他所投资的义桂煤矿规模30万吨，从2002年至今投资2亿元搞基础建设，采煤时间不到半年。他向《浙商》记者透露，2006年有人想收购义桂煤矿，给他们评估价值6亿多元，而今列入兼并重组评估价只有4000万元。

2009年9月11日，山西省煤炭工业厅有关官员接受媒体采访时，否认了“小煤矿贱卖”的说法，并称在此次煤炭资源整合中，按照这些煤矿主原来实际缴纳价款的1.5倍或者2倍给予赔偿，已经考虑了市场因素。另外，所谓的“赔本卖矿”，全是因为煤矿主之间屡次的私下倒卖。

而吴族春律师则表示，山西省对被兼并煤矿已缴采矿权价款煤矿企业的资源资产不经过评估，而由政府自行确定一个补偿比例。这是政府强制定价，以行政权干涉市场的资源配置，混淆矿产资源出让与转让行为的性质，严重侵害采矿权所有人的合法权益。这种规定违背市场规律，扰乱市场秩序，加剧了兼并与被兼并方的矛盾，损害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

吴族春向《浙商》记者强调，经历2006年山西煤炭新政(山西省政府2006年2月颁布的“187号令”，把煤矿的门槛从9万吨提高到90万吨，并要求办理有偿化的新采矿证)后，在山西搞煤炭产业投资的浙商大多为六证齐全的煤矿，且多为依法登记的出资人。这些浙商原本想大干一场，且已不断进行技改，而不断的停产整顿，现在又面临资源整合，数百亿资金将付之东流。

500亿浙商资金“割肉”出局

2009年初，一群来自温州平阳的煤老板感到在山西煤炭资源重组中“受伤”，于是找到山西省浙江企业联合会求助。山西省浙江企业联合会邀请山西省律师协会副会长、山西省中吕律师事务所主任高剑生，为煤老板讲解了煤炭企业兼并重组政策与煤老板的应对措施。

2009年4月底，山西省浙江企业联合会通过相关渠道，向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递交了一份报告《千万不要让300亿投资打了水漂——关于组织复产的紧急报告》。5月，张宝顺在山西长治调研时表示，煤炭企业兼并重组整合要统筹兼顾各方利益。对被整合方，有的处于生产状态，有的投入巨额资金还没有收益，该补偿的必须补偿，该返还的必须返还，做到言而有信。

然而，众多煤老板并没有如愿。一位在临汾投资煤矿的煤老板向《浙商》记者透露：“当初让我们缴纳资源采矿权价款，相关部门跟我们说实现了所有权、经营权和采矿权三权合一，资源给我们划定，让我们大胆干！从那时起，很多基建矿井，一吨煤都没出，全部都是投入。”

他至今还清晰地记得，3年前的山西省级媒体曾经报道，煤炭新政让煤炭企业在真正意义上成了资源和资产的控制者，这让煤矿主们吃了“定心丸”，敢在煤矿安全生产、技术改造方面投入资金了。让他想不到的是，当初的“定心丸”，却成了如今的“伤心泪”。

2009年9月16日，山西省浙江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魏昂向《浙商》记者透露，根据联合会掌握的情况，目前仅平阳县人在山西投资煤矿的资金就达300多亿元，涉及煤矿260多座，从业人员数万人，而这些资金绝大部分是采用众人集资入股的方式而来，这些浙商经营的煤矿，所承载的是千千万万个浙江普通家庭的希望和命运。

与此同时，山西一些大集团、大公司跑马圈矿，并购意向书满天飞。收购资金尚无着落，产能升级又迫在眉睫，巨大的资金缺口无疑会成为下一轮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于是人们又想到了招商引资。

“浙商数百亿投资或许原本就不在政府和国企招商引资的关注和统计范围，因为我们历来青睐的是外资和国资。外商一两个亿的投资，有的地方要高看一眼，给予政策上极大的优惠，而数百亿民间资本入晋，却不在我们的视线之内。也许有人会说，这些投资是在钻政策的空子，甚至带有掠夺资源的性质。但从法律角度上来说，不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以一句‘山西不要带血的GDP’，就剥夺煤老板的合法产权。”高剑生律师说，“浙商数百亿投资即使起点有瑕疵，板子也不可以全打在投资者身上，理应给予与国资、外资一视同仁的待遇，要积极地引导，有力地保护，避免眼睛一味向外而忽视了已进家门的钱。”

“自2008年奥运会举办那时起停工以来至今，很多煤矿不允许复工。而矿井维护费用日均在万元以上，规模大的矿井则达3-4万元/天，投资人不堪重负。”吴族春告诉《浙商》记者。

“2000年左右，由于大环境的关系，山西的不少煤矿几乎瘫痪，煤矿工人一两年拿不到工资。在他们处于困境的时候，很多浙商投资山西煤矿，虽然当初价格便宜，但这样的投资是高投入、高风险的。

在山西的煤炭产业发展过程中，浙商是有贡献的。但如今山西的经济发展有起色，又开始排斥浙江煤老板。” 俞建平对《浙商》记者说。

3年前，《浙商》记者赴山西采访煤炭新政，发现在山西投资煤矿的浙商并非像媒体盛传的“泪洒山西”。然而时至今日，绝大多数煤老板们真的不得不挥泪撤出山西了。练祖前对《浙商》记者说：“政策太不稳定了，这是投资的最大风险。即使有再优惠的政策也不敢来投资煤矿了，再也不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