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经济已成了山西所有人的摇钱树。如同一条食物链一样，政府官员、假记者甚至当地的老百姓，寄生在这条产业链上的所有人都愿意参与这个分肥体系。申请煤炭经营权、火车皮，这些全部要靠“黑钱”铺路。

以治理超载为例，最早的拉煤车是三轴车，额定装载20吨，恶性竞争之后达到90吨。超载的一个秘密是，地方煤检站为了完成任务，往往开一张100吨的票，“没有找零”，这意味着车主如果不想赔本，必须超载。

为了和煤检站斗法，车主们纷纷将车子从三轴改为四轴，还加上了挂车，这样一次性就可以拉180到190吨，这几乎相当于四至五节火车皮。

煤炭流通领域的怪胎——煤检站也最终默许超载，只要能罚到钱即可。在这种情况下，临汾乡宁县的拉煤老板纷纷加高车辆挡板，甚至加到了1.5米的高度，最终由于高度已经达到了收费站顶棚的高度，这场煤老板和政府的超载斗法才得以停止。

“只要有一项关于煤炭的政策出台，各部门都能从中搜罗到可以发财的地方。”一位熟悉内情的人士透露。

这也难怪，山西的一位煤老板叫苦不迭。他们不仅要面对蜂拥而至的记者，还要面对不断上门骚扰的各个“与煤炭相关的部门”。

曾发生在山西临汾的一起真实事件让煤老板再也不愿意公开接受记者采访。2006年，为了配合宣传县里的政策，县里联系一个煤老板出面接受采访，结果报道中一句过亿家产的话语成为了其他部门此后不断“查处”的把柄。

此后，该县再通知煤老板接受记者采访之时，没有任何一个煤老板愿意抛头露面。

于幼军曾一语点破山西招商软环境。他说，在山西引资过程中“有些官员玩弄手段，刁难企业，不给好处不办事，把外商打成内伤(商)”。

山西是全国资本外流最大的省份之一，为了招商引资，山西创办了煤博会。温州炒煤团，可以说是山西为外界所知的最大一笔“外来投资”。

然而，2006、2007年 “温州炒煤团”最终都在山西栽了跟头。其中一方面是政策不稳定，另外就是小部分山西地方政府官员戏弄了这些财大气粗的炒煤团。

其一般操作手法是：县里利用政策上的先知权，知道煤矿很可能因政策原因被关掉，首先放出煤矿要出售的消息，温州人来到当地就买煤矿，结果买了之后就要被关停。

对于很多记者而言，山西是新闻的富庶之地：矿难、官煤勾结、悍马、煤老板等这些新闻要素齐全。所以在山西很难分得清楚真假记者，官员们也不愿意去细分，地方政府乃至煤老板都愿意息事宁人。

这条畸形的食物链让很多官员、煤老板学会了如何适应潜规则生存。煤矿事故发生后，大量在暗地里操作。

记者曾遇到的一位县级官员星夜赶往太原，为的就是摆平一个不利于该县的网上帖子。在这位官员看来，与其通过政府渠道摆平，还不如私下摆平。“往往通过政府渠道的摆平成本更高。”

这种以煤为主的经济让曾经风行的“重商立业、艰苦奋斗、诚信义利”的晋商文化迅速陨落，只留下一个个深宅大院。

研究山西晋商的刘建生教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目前新晋商没有核心价值观，无领军人物，无群体形象。“只要挖出煤就是钱，现在是煤老板已取代了晋商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