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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清的“煤炭富豪”

煤炭价格的走势从1997年开始一路下跌,直到2001年才触底反弹。期间煤炭企业处境艰难,一度出现了给钱就卖、坑口严重积压、整个行业持续亏损的现象。煤炭行业的员工人均工资收入仅比农民高出一点,位列所有行业的倒数第二;煤炭工人的人身安全相当缺乏保障。

煤炭企业受国家政策与生产经营条件的制约,长期处于能源“金字塔”的底层,大量利润空间与优惠政策向下游行业转移,造成了众多煤炭企业生产经营的长期低迷。

业内有言道:“黑脸”(指煤炭行业)挖煤、“白脸”(指电力行业)赚钱。说的就是由于电力行业对煤炭实行压价,我国煤价一直偏低的不公平现象。

20世纪90年代以前,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使得我国煤炭市场供不应求。当时,为了确保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国家制定了“大中小一起搞”的产业政策,降低了产业进入门槛。在中西部地区,一些乡镇的小型煤矿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在为当地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乡镇煤矿也带来了突出的问题,多数矿井井型过小,开采技术落后,不具备起码的安全生产条件,资源回收率低,百万吨死亡率高。

虽然经过1998年以来的整顿关闭,从全国范围来看小煤矿从高峰期的8万多个降到目前的2.5万个,但数量仍占我国煤矿总数的90%以上。

而来自山西省的消息显示,随着煤炭需求加大,煤价飙升,一度绝迹的“黑口子”现象在山西一些煤炭主产区正愈演愈烈。“只要有面子,就能开口子”,在灵石、汾西、交口三县接壤处吕梁山麓的一些乡、村,“煤老鼠”们以地势之便,少则投资3万至5万元开“小口”,大则十万、数十万元开“中口”,甚至投入百万元开“不黑不白”(证照不全)的“大口”,个别资源面临枯竭的国有煤矿还有“一证多井”的新口子,采矿秩序十分混乱。这些非法矿井,以原始的手段,在不具备安全生产的条件下,大肆偷采、破坏国家煤炭资源。

一群煤炭富豪也由此产生。山西省高平市的一份资料显示,占该市人口万分之三的煤矿老板人均年收入在500万元左右,其存款总额占全市总额的30%,而当地低收入人群的人均年收入仅区区500元。而近来媒体上也频频披露山西富豪的新闻:“在北京楼市,如建国门外SOHU现代城、世纪城、清水湾等中高档房地产小区,有很多靠开小煤窑发了财的山西人开着豪华车前来购房,出手阔绰,动辄百万元甚至几百万元”,“山西人在北京购房的规模已仅次于温州购房集团”。由于采煤引起的当地环境恶化,“大量发了煤炭财的本地人都不打算在本地置业发展”,而是斥巨资在外地置业,“举家迁往京、津、沪。”

这些新的乡镇煤矿中,普遍存在一些深层次问题和矛盾,主要表现为“三低一多”,即产业集中度低、技术装备水平低、经营管理水平低及引发的社会矛盾多。然而,无论是业内人士,还是地方官员普遍的反映是,这些小煤矿背后盘根错节,利益复杂,当前煤价上扬,一些市县的地方保护主义更加严重,要使其彻底停产关闭,很难。

一些大型煤炭集团和一些地方在探索一种“大矿兼并小矿”的模式。通过实力雄厚的矿业集团兼并收购小煤矿,提升产业集中度,以根治小煤矿安全隐患。

煤炭行业人士称这种兼并为“大鱼吃小鱼”,但是这条看似能让煤矿安全得到根本改观的路子,却面临重重障碍和阻挠。首先,当前煤炭市场形势好,地方政府为增加财政收入,不愿意出让小煤矿。此外,由于历史原因,小煤矿产权问题棘手,利益分配复杂,更增加了收购的难度。很多小煤矿名义上是乡镇、村办的企业,其实都属于个人控股。

据披露,煤炭富豪们与官场大都有着或明或暗的“鱼水关系”。这些暴富的煤炭富豪们,不少都是因非法采煤而暴富的。而非法的煤矿生产大多缺乏足够的安全保障,大小矿难时有发生,时时都面临着被关停和被查封的可能。为了能够及时得到“上面”的准确情报,以便“未雨绸缪”和“防患于未然”,这些富豪们便自然而然地向官场渗透,通过送礼行贿等手段,拉拢地方领导干部,甚至让领导干部们入股分红,与官员们结成利益共同体。

煤炭资源是国家的,煤炭开发理应使大多数人受益,但现实并非如此。在绝大多数小煤矿以及所有私开矿中,多年来获益的只是极少数人,大多数人成为无序滥采之后的受害者。

近日,山西省遥感中心公布了由于过度的煤炭开采造成了山西386.38亿元的经济损失,占全省20年GDP总和的3.11%。而据推算,山西煤炭富人每年带出去的资金应该在“100个亿”左右,相当于山西省全年GDP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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