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后余生，心有余悸。从经历灾难的幸存者，到感受灾难的旁观者，皆是如此。

从东南亚海啸到汶川大地震，从“9·11”到菲律宾巴士血案，天灾人祸密集发生，逝者已矣，生者虽名为“幸存”，但他们绝不是幸运：劫难猝不及防，他们深受创伤，痛失亲友。他们甚至从此活在梦魇中：死亡的回忆，自罪的悔疚，表面的麻木，疑惑的愤怒……要重获心灵的平静，他们往往要面对漫漫长路，更需要真诚的帮助、陪伴与支持。

对20年前那场发生在广州白云机场的空难幸存者来说，专业的心理辅导还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从2年前汶川地震中幸存下来的灾区民众，开始接触到中国内地第一波心理援助潮；香港政府与社会对菲律宾血案受害者的及时支援，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精神疗伤的范本。

在海外，针对受灾者心理的调研和援助，已发展得非常成熟。在中国内地，针对灾后心理援助的系统工作到2008年才有所开展，乃至“井喷”。与每次灾难过后那些高调、密集、容易出成绩的物质支援相比，这是一片更复杂，更需要经验、耐心去攻克的灾后世界。

看不见的重创

曹秋雯是香港“无国界社工”组织的服务总监，曾经在2004年印度洋海啸后到过东南亚，又从2008年开始在北川从事心理援助的工作。“即使是不同的地方受灾，或者有天灾或人祸的区别，劫难之后，经历者的心理状态通常有着共同的循环：开始是震惊等负面情绪出现，然后是否认、愤怒，接着是自责、痛苦。这些都是普遍、自然，符合人性的现象。”她对南都周刊记者说。

《5·12汶川地震心理危机干预的调查报告》显示，在地震过后，抑郁、孤独、恐惧、愤怒等情绪在灾区人群中的比例比正常人群多出了0.7到9个百分点，而折算出的具体人数，更显示了心理创伤的波及面之大，譬如，重灾区有抑郁情绪和抑郁倾向的总人数超过了12万。

突发灾难对存活者的心理影响不仅仅以周或月计算。美日等国家的研究者有过系统的阐述，调研表明，抑郁和应激障碍(PTSD)是灾后最常见的症状，而这些症状的形成过程和周期可达数周、数年，乃至“终生不治”。

灾难可以在心理上改变存活者的一生。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近70%的家庭短期内进行了重组，但其中又有70%的家庭在此后10年内解散，离婚率最高的一年甚至达到了普通人群的8倍之多—“从创伤心理的角度来讲，他们内心的安全感已经丧失，性格也受到负面影响，重新结合的夫妻双方容易发生冲突，这也往往会对心理造成新的伤害。”北京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徐凯文认为。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副所长张建新到过北川、玉树与舟曲，两年多来的观察令他发现，灾难以后的心理问题也会在现实问题中产生累积。“这些灾区老百姓多在边缘地区，生活比较艰苦，比较看重援助，如果援助分配不公就会使得老百姓产生更大的受挫感。……安置费、回迁、再就业、妇女再怀孕，各种事情，使我们在后期做心理援助时，面对的情况也更复杂。”

异常的心理状态下，受灾者们会产生一系列的身心反应，包括失眠、食欲下降、思考与理解困难、失控等等，而自杀是其中最极端，也是最让外界震惊的举动。北京师范大学的沃建中教授认为，在5·12灾后第一时间进行的调查中，就已经预示四川地震灾区未来自杀率的上升。“有自杀倾向的人群占27.2%，比常模高出7.2个百分点。”这位《5·12汶川地震心理危机干预的调查报告》的主编对记者说。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没有经过劫难，但目击了事件的外界人群，也有可能成为 “隐形受害人”、“间接受害人”。菲律宾香港旅游团血案发生后，香港红十字会和香港心理学会联合开通的心理热线，5天内接到的720多宗电话心理求助个案，大部分是电视观众；在近年的诸次自然浩劫过后，前线记者、救援军人等群体出现心理问题的也是屡见不鲜。

心灵救援的中国国情

据张建新介绍，中国内地过去也曾经有过小规模的灾后心理危机干预行动。“山东火车出轨，大连飞机失事，当时都有心理工作者前去，但是大众，至少从舆论来讲，主要还是第一抢救生命，第二调查事故，很少会有人关注受难者，还有他们亲属的心理问题。”

在中国内地，心理援助被广泛认识、重视和动员，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5·12之后各重灾区的居民安置点，成为了有史以来中国心理支援者最活跃的地方—用张建新的话来说，“正规的心理学科研单位和教学单位，以及民间的心理咨询师、医院的心理门诊、部队的心理工作者，都派出心理工作者到前方。”中科院的心理研究所还研发了一些设备，譬如“综合生物心理治疗模式”仪器，“用于灾区群众治疗心理创伤、恢复心理健康”。

这也使重大灾难发生地发生了一些被称为“心理干扰”的现象。不过，由于目前并没有政策法规对突发灾难后的心理援助活动进行规划，很多支援机构或支援者在短时间内又迅速离开灾区，使需要长期进行的心理援助产生了异象—最典型的莫过于北川中学的师生，除了对付蜂拥而来的记者和慰问者，还要填写一批又一批心理调查问卷，以至出现了“防火防盗防心理咨询师”的现象。

另外，在心理援助的长期计划上，不同的团队也有分歧。中科院在四川计划了5年的心理援助，无国界社工则认为“3年以上的介入不利于援助的本土化”，而红十字会心理救援专家组组长沃建中对记者主张，“做这种心理干预的，一年以后要撤出来。”

两三年的坚持之下，心理救援的团队们已经各自累积了一些中国心理救援的本土经验。张建新认为，除了理论上现成的东西可以用，中国式心理援助必须以理论结合当地的文化风俗来进行。譬如，在援助灾区以后，“做心理工作更需要注意当地的文化和信仰。当开始的时候，喇嘛等神职人员的工作比我们更重要，灾民会更相信神。”沃建中则认为，在特定的背景之下，舟曲地区受灾群众的自我修复能力也相对更强。

曹秋雯已经参与北川心理援助项目三年。这个香港人对记者表示，她每到北川老县城还是会潸然落泪；但是，当她回到当年印度洋海啸肆虐的印尼海岸，看着人们过上了劫难后的新生活，拜神、吃饭、玩耍，也会喜上眉梢。

“很多人问我们，怎样才能算心理援助是有成效的？那不是填问卷就搞得定的问题。第一，是居民对于灾难的情绪反应。第二，他们是否能过上与灾前同样节奏的生活。第三就是薪火相传，当我们离开以后，是否能有当地人可以接上我们的班，并带更多人继续工作？”“无国界社工会长”陈万联应总结说。

9·11带来长期精神伤害，部分人患自闭症甚至自杀

有调查显示在9?11恐怖袭击之后的几天里有90%民众报告出现不良的心理反应，该情形从纽约扩散到了整个美国，甚至其他国家和地区。这种即时性的心理创伤被称为“应激障碍（ASD）”，是一种急性心理应激反应，出现在灾后一周至一月内。与短暂迅疾的“应激障碍”相比，更严重的心理创伤被称为“精神创伤后综合征（PTSD）” ，这种心理创伤是慢性的，容易转化成抑郁症、焦虑症、妄想反应等心理疾患。它对人的精神会形成长期伤害，并可能演化为难以治愈的精神疾病。在9?11恐怖袭击一周年前夕，仍有70%的美国人表示未从9?11心理创伤中摆脱出来。根据纽约城市健康与卫生局的研究报告，911事件2-3年之后，仍有35%的受伤者遭受心理创伤的困扰，其中有8%的人发展为严重心理障碍。事件发生5-6年后，在参加世贸中心健康状况登记系统的成年人中，约有19%自述有创伤性心理压力症状，几乎是普通人群发病率的4倍。2008年，美国世界贸易中心健康登记处的数据显示，在9?11事件发生以后，有3.5万至7万人遭受了长期的精神创伤后综合征。有一些患者仇视社会，自闭，人际关系出现攻击性，甚至出现自杀现象。

菲人质被杀直播创伤大于9·11，香港心理求助最小者仅8岁

菲律宾人质事件电视直播了本次劫持并杀害香港民众的全过程，香港民众与包括广深在内的珠三角民众收看了电视直播。惨案不可阻挡地发生在普通民众的眼前，十多个小时内，局面从平稳到急转直下，又在数秒钟内目睹无辜同胞喋血异国街头，同步直击所带来的心理冲击力极其强劲。香港精神健康促进会主席陈仲谋认为“对于通过电视直播关注菲律宾人质事件的观者，这次重大灾难创伤更甚于9·11”。仅在人质被杀直播后的第三天，香港红十字会与心理学会提供的心理支持热线就接获61宗港人的求助个案，当中约80%需要转介专业临床心理学家进一步辅导。接获的求助电话当中，年龄最小只有8岁。有香港人表示“当在电视中亲眼看到15人都被杀时，我整个人都懵了，起码一个多小时回不过神，当晚就做了噩梦。”

美国9·11后免费心理治疗，迅速成立灾后精神治疗中心

在9·11事件之后，美联邦政府制定了专门的诊疗计划及机构指南，整合了全社会的力量，对9·11事件心理问题进行跟踪和治疗，相关卫生机构负责长期调查世贸中心相关疾病发病率和持续状况。 纽约州立大学（SUNY）南部布鲁克林区的急诊室，在9?11恐怖袭击之后的几个小时内被指定为灾难治疗中心，配备随时待命的主治精神科医生，对双子塔坍塌的建筑中营救出来的病人进行心理辅导和治疗。而纽约圣云仙医院(Saint Vincent)也在世贸大楼临街设立一心理治疗中心，为消防员、警察、当地居民和死难者遗属提供心理辅导。联邦政府规定受9·11事件影响的人群不必自己支付费用就可以获得纽约市世贸中心后遗症医疗示范中心提供的医疗服务和药物。

美国灾难心理救助体系不完善，灾后心理干预仍非主流

为长期跟踪恐怖袭击为民众带来的不良反应，美国精神卫生部门向各地群众开放世贸中心健康状况登记系统，有问题者可以通过网络等渠道登记心理问题，并获得相关心理咨询和治疗，该系统还长期向临床医生、流行病学专家和其他研究人员提供相关数据资料报告。自愿参与研究的人员包括当时的营救人员、垃圾回收工人、下曼哈顿区居民、上班族及路人等，他们已同意自2001年以后的20年内被追踪调查研究。世贸中心健康状况登记系统还将于2010年对71,000名参加者展开第3次调查活动。“灾难后心理卫生反应策略”是美国国立PTSD中心和退伍军人事务部推出的团体干预方法，旨在为灾难幸存者、家庭、救助者及组织团体提供及时的、与灾后心理反应阶段相适应的心理卫生服务。但纽约州从事精神卫生的专家在9?11事后对灾难心理干预作了研究，其结论是：美国很多心理医疗机构都没有准备好对大规模暴力事件或者灾难事件作出精神卫生方面的应答。公共精神卫生系统，包括社区都没有做好这种准备，因为“迄今为止，灾后心理干预还不是主流。”

菲律宾人质事件后的心理治疗，需要长期跟踪研究

针对此次菲律宾人质事件，专家建议比照9?11事件的心理援助体系，对幸存者及其家属、受影响的社会民众进行心理干预。如提供免费的医疗和心理服务、开放心理救助登记平台、提供针对不同人群的临床诊断指南、对事件心理疾病进行长期跟踪研究，这些都将为患者康复和未来可能发生的灾难事件提供帮助。目前，香港社会福利署成立了三个行动组，分别对在菲律宾的涉事港人、香港市民、以及康泰旅行社员工，提供针对性专门服务。香港红十字会与心理学会也提供心理支持热线。荷兰研究人员发现，在发生重大事故后由有关方面提供的一次性的心理辅导可能是没有用的，而且也可能对接受辅导的人构成不良影响。研究人员发现，一次性的心理辅导并不会帮助人们从心理受严重打击的状态中恢复过来，有关部门也应当采取长期系统的行动。

中国缺系统严格的精神创伤治疗师，专业受训者仅200人

中国目前真正受到系统严格的精神创伤治疗师并不多，受到过专业培训的卫生官员、精神科医生和救援人员目前只有200名。在中国，大量精神创伤的受害者都是被作为普通的抑郁症，神经衰弱，或者神经症进行治疗的，其疗效非常有限。北大精神卫生研究所汪向东研究员等人在日本厚生省的支持下，参考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与物质依赖署的文本，组织编译了灾难与精神卫生培训手册，但这本190页的手册目前还是草稿阶段，并且国内只有两本。这几乎是我国灾后心理救助的实践概貌。在如此条件下，我国所面临的救助人质劫持事件灾后心理救助十分严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