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因为发表了一些小说，或许是因为出版了几本文学小册子，于是乎，我便戴了个“业余作家”桂冠。尽管有朋友称我的作品有真情实感或有社会责任感，那仅仅是一种鼓励，一种鞭策而已。我知道自己的斤两，一个闲着无事乱涂鸦的老者，也许涂的时间长了，竟然有一批形态各异的小东西问世，仅此而已。　　其实，我并不是写小说的料，既不是科班出身，又没高师指点，仅凭自己的爱好，懵门造。说出来，不怕同行笑话，现在几岁小孩，可以洋洋洒洒，挥笔自如，写出十几万或几十万字大部头，而我四十几岁，还是个“文学青年”呢！也就是说，不知小说是何物。尽管，我跟文字打交道多年，我曾做过作家梦，一气写了十几篇小说，满以为能获得喜讯，结果盼来是一摞子退稿信。那年我到满州里开会，在车上偶遇一位老师，他就是《上海文学》著名小说编辑家张斤夫，他见我看古华的小说集，便和我聊起来了，他听说我下过煤窑，当过兵，做过记者，搞企业党务工作，甚是高兴，并说，以你的生活阅历满可以写成一部小说，莫非阅历也是一种精神财富，生活也能出小说、散文和诗歌？ 1988年，也是我45岁那年，参加了全国职工文学创作讲座，后来以自己为生活原型构思了小说《新衣裳，旧衣裳》，这篇小说在《工人日报》百花副刊上发表了，编辑还加了点评。这对来说，是个良好开端。接着，《工人日报》先后发表了十余篇小说，而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小人物。正如，原工人日报主任编辑、著名诗人王恩宇在给我的小说集的序言中所说，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实际生活中，哪有那么多大人物，社会不是由若干个小人物组成的吗？我塑造他们的形象，反映他们的生活状态。《请客》中的老都头，《焊王》中的英娘，《心结》中的石布贤，《底片》中的山妞，还有《新衣裳，旧衣裳》中的老桓，《掌声》中的石老蔫，《原色》中的涂笛，等等，他们个个都有性格，都有亮色，都是活脱脱的人物。　　可以说，我在企业的几十年，整天接触的是厂矿职工，熟悉他们的工作、生活，深知他们的脾性，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这些人物生活在我身边，活跃在我的心里，梦里，经过加工就成了我小说中的艺术形象。应该说，艺术形象的由来，得益于我对生活深入细致观察和分析。这里我谈及的“深入生活”，是一种有意识地观察生活和人物研究，如果不是这样，即便是整天生活在厂矿、“泡”在生活中，身边有价值的素材，生动的人物形象，也不会留在脑海里。　　

有人说，你不会写别的，只会写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也许，我是小人物，了解小人物的命运和他们的心理。我长期与工人打交道，和他们有着深厚的感情，甚至闭上眼睛，二秃子、三楞子，狗子他们就浮现在我的眼前。实际上，我在写他们同时，也在写我自己。我迷上了小人物，且是厂矿中小人物，他们是历史创造者，我们应该记住他们。我构思一篇小说稿常常是翻过来掉过去，老是举棋不定。这并不是我要求过高。如果连自己都没有想好的故事，怎么赢得读者呢？后来，我才觉得，那是个认识的升华过程，只有这样，写作时才能一气呵成。现在思量起来，写稿子好比农民种地一样，花费的时间越多，付出的汗水越多，收获的喜悦也就越多。　　我长期钻研短篇小说，尤其是小小说。我发觉，写小说仅拘泥于技巧或手法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创新。我所说的创新，是指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摒弃所谓的套路，所谓的“凤头豹尾”，所谓的悬念，要顺其自然。现在有的写手，不是写小说，而是玩小说，或成批量地制做小说。对于这些，我倒是不羡慕，只是我在想，有哪些作品是写给我们的农民、工人或弱势群体的呢，又有多少农民、工人在看我们的作品？ 　 进入21世纪，我退休了，也有空闲时间了，可以无忧无虑地写东西了。写什么？当然是我所熟悉的生活了。生活底子越厚，底色也就越厚重，人物也就越有生命力。可眼下，纯文学不吃香了，取而代之的是时尚、前卫，或是才子佳人，广大的工人农民被冷落了。但我执拗地坚持着。　　

（此文曾刊登于2007年9月5日《中国煤炭报·太阳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