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盘赌局

　　很多工人辗转于若干家工厂，病症日积月累，职业病鉴定就演绎成一场企业之间的赌局

　　迷局

　　除了受害者，在职业病这根绳子上牵着的蚂蚱还有卫生部门、企业以及为数不少的NGO志愿者。深圳职业病防治医院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透露，职业病完全是可以预防控制，病因是企业没有落实。但应该打板子的除了无良企业，应该写检讨的似乎还有监管制度。制度从建立伊始，就是刚性的，但“这种沿着政府体系自上而下地进行的职业病监管体系，实际上是内嵌于自上而下授权的政府体系中的，其运作的驱动力量是高层级政府的政令。到了执行环节往往大打折扣，甚至消失于无形中”。而这种折扣，源于对经济指标的投鼠忌器，源于部门管理的错综复杂，源于企业对法律的规避，更源于在现行制度框架下，良法也举步维艰。

　　很多工人辗转于若干家工厂，他的病症已经是日积月累，但最终病发时所在的工厂可能会沦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行业普遍不遵守游戏规则的情况下，职业病鉴定就演绎成一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轮盘赌。

　　赔偿的法理与人情

　　11月22日、23日，连续两天，戴厚金、周升成等四人一直守在位于龙岗区大鹏街道同富工业区的雄韬电源公司门口。在经历过血铅中毒之后，他们已无法重返有致病因素的工作岗位，希望与公司协商，获得身体损失赔偿。但公司却只肯赔付一个月的工资。

　　龙岗区大鹏镇同富工业区雄韬科技园的公司，是全球最大的蓄电池生产企业之一，从2003年起，就占据了中国铅酸电池出口企业第一的位置，两个多月前，媒体爆出的工人集体涉铅事件，将其推上风口浪尖。

　　公司每年的体检，都显示工人血铅含量无问题。2008年、2009年，公司却不愿公布体检报告。2010年7月，工人们自己掏钱，来到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做了职业健康体检，体检报告显示，三十多名工人血液、尿液里的铅含量都超过了国家铅中毒的标准，工人们找到了雄韬公司，要求企业对此负责，15名工人被安排在了市职业病防治院接受排铅治疗，包括戴厚金在内的另外18名工人被安排到了湖北荆州。

　　到10月12日，医院诊断其血铅含量正常。戴厚金等出院回到深圳。公司给了一个月的时间休养。随着一个月的假期到期，部分工友申请了延长。戴厚金等也曾提供大棚医院的证明，试图延长假期。公司表示，要去湖北职防院开证明。“我一个打工的，不可能花几百块去开证明。”

　　他最终决定不做了，“现在身体都这样了，得补偿点费用吧！”

　　根据目前的法律，工厂支付医药费到工人血液指标正常即不算违法。目前的指标是正常了，但有后遗症怎么办？于是，他想一次性拿到补偿，离开这个伤心地。但雄韬公司一位顾姓负责人表示，从工人血铅中毒至今，公司没有回避，提供了住院治疗的所有费用和工资。并且在最大程度地改善生产环境，已是仁至义尽。对于工人要求赔付2.5万元的要求，该负责人认为，可以理解，但要在合法的情况下解决。“本身，工人自行离职是不需额外支付的，公司已经在讲人情。”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对于雄韬公司而言，每年给工人定期做的体验，对于职业病防治来说，已算少数。

　　深圳职业病医院透露，行业内有个说法叫做“职业禁忌症”，比如，患中耳炎的不适宜在噪音环境中工作，肝脏不好，不能接触化学品。如果在就业前的职业性体检中检查出来，就不会发生职业病。但每年来深圳职业病防治院进行职业性入职体检的人只有五六万人，仅相当于300万基数中的一滴水。

　　深圳卫生监督所黄所长形容说，职业病的防治是一盘棋，“我们面对的并不是深圳30万直接接触职业病的病人，而是深圳300万劳务工，他们缺乏防护意识，更可怕的是他们还在不断流动”。而深圳市的职业卫生监管人员只有区区104名，其中还包括在街道监督所身兼数职的人，仅仅盐田区监督所就挂了四块牌子，以这样的比例来计算，压力可见一斑。

　　从12月开始，深圳各大人才市场会看到一本绿色的就业职业病防治温馨提示，上面详细列明拥有资质的职业病体检机构，细化到各街道办亦有设置。即使明文公布，但深圳会有多少企业乖乖执行，黄所长表示不太乐观。除了入职体检，还包括每年常规体检以及离岗体检，必须承担成本，而现在企业招人动则成百上千，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些企业就不愿意全盘做足。

　　难以颠覆的强弱格局

　　企业天生有盈利的冲动，社会责任并不是其第一选项。一旦缺乏制度的制约，企业不仅在职业病预防上很少做足功课，在职业病发生后，也容易消极应对，让情况变得复杂。

　　11月30日晚上8点多，小小鸟公益组织的刘超刚从宝安劳动仲裁庭回到家。她陪着胡旭荣去开庭，从下午2时多开庭一直到将近6时才结束。从今年5月份起，刘超开始接触这些患职业病的劳务工，给他们法律援助，帮助他们维权，至今已经接触过30多个案例。刘超认为，关于职业病的鉴定和维权，最大的难点是让厂方“自证其罪”。如果职业病鉴定成功，厂方不仅会遭遇罚款，而且有承担民事赔偿的风险。如果工人没有购买保险，那这部分就都由厂方来承担，会是一笔很大的数额，因此厂方很难会出具对工人有利的资料。

　　刘超发现，一般工厂在发现员工身体状况出问题后，都会逼员工离职，或是声称没有收到任何的请假通知，三天后算自动离职。而员工则很大一部分是没有法律基础和意识的，不懂得如何保留搜集证据，不懂得如何让劳动关系延续，这不仅会让他们走更多的弯路，付出更多的时间和代价，甚至会拖垮几个家庭。

　　据小小鸟维权热线统计，最近几个月，每月都会接到两三件关于职业病的案件，但有很多都没有在职业病目录里面，所以只能认定为职业多发病，“每个案例都会有少到两三个，多到十几个的工人，他们年龄逐渐低龄化，维权相当困难，几乎很少有人在鉴定职业病上获得赔偿。”

　　从事多年法律和心理咨询义工工作的深圳市义工联生命之光组组长王刚，谈起职业病来也非常焦虑。他所接触到的求助者，很多是因为接触化工物品的粉尘、模具、油漆等等，患上了职业病。但与刘超说的一样，用人单位不愿意配合做职业病的鉴定，因此能够成功鉴定的人很少。王刚认为，从这个角度上讲，现在的《职业病防治法》是有缺陷的，如果一定要用人单位出具资料，那他们很可能作假或不配合，这样很难保护弱势群体的权利。但他们也无能为力，只能建议求助者按合法程序找上一级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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